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在稳定的小县城生活?

去大城市还是小县城?是困扰整个90后一代的问题。在县城买房,生活成本更低,离家更近,在很多叙事中更适合年轻人定居。阿龙是安徽省颍上县人。他在县城打拼了10多年。在尝试了各种可能性后,他发现县城的生活并不容易。

01

亚伦去乡下做凉席的时候用刀切掉了手指。

当时离过年不到一个月。冬天最冷的时候,晚上8点,吃完最后一桌,他放下勺子,点了根烟,走到凉席棚的角落。乡间田野吹来的冷风迎面吹来,他眯着眼睛,疲惫不堪。

冬季是皖北农村做饭的旺季。农村婚丧嫁娶喜事多。亚伦已经连续烹饪28天了。人都恍惚了,切菜的时候胳膊都在抖。但他算了算,年前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还有好几场农村婚宴等着他去。

席子棚下的三两桌人渐渐散去,他艰难地起身,打算再剁一次排骨。明天他来了就可以直接做饭了。挂在木桩上的几个灯泡摇摇晃晃,忽明忽暗。他盯着肋骨,拿起一把沉甸甸的砍刀挥了下去,却砍在了拇指上。大拇指几乎完全从关节处折断,只连着一点皮,血在案板上冲来冲去,感觉不到疼痛。

亚伦今年30岁。高中毕业后,他去了城市谋生。他在县城生活了10多年,期间结婚生子。县城所在的阜阳市颍上县,属于华北平原的黄泛区。淮河沿县城南界流过,曲折蜿蜒,泥沙纵横。阿龙的县城生活就铺展在这片平坦的土地上。

下乡当酒席,是县城小伙子阿龙生活中的又一个点滴。去年国庆节,我们几个同学在县城聚会。他直到晚上10点钟才匆匆赶来,因为他在乡下坐着。我两年没见到他了。他已经苍老了许多,明亮的眼睛昏花,话很少,显出一副疲惫的样子。

他要早上四点起床去乡下,所以一口酒也没喝,只是盯着面前倒满的酒杯。一个对婚丧嫁娶很感兴趣的同学问:“你是怎么想到下乡办酒席的?我好久没在农村吃过酒席了。”这句话,让颓废的亚伦停了下来。

“我和一个叔叔去了乡下。他干这行几十年了,街坊八乡的婚丧嫁娶都找他办。我照着做了。不管刮风下雨,每当我有了工作,我都要背着一个布口袋,口袋里装着两把砍刀,三四把长勺子,到村子里去……”他主要负责切菜和配菜。他两三天要做几十个到几百个桌席,菜刀不停地切。在他的故事中,一些学生表现出复杂的表情。

图|乡村烹饪

在皖北农村,大部分的婚宴都是由乡村厨师来做的,很少有县城的人下乡,更不用说的年轻人喜欢亚伦。但是艾伦别无选择。这十年,他开过服装店,开过早餐店,送过快递,做过物流,都以失败告终。

差不多5年前,亚伦在父亲的资助下,在县城买了一套房子,付了首付,终于成为了一名著名的城市居民。如今大女儿10岁,在县城上小学,小女儿1.5岁。家里和外面都需要钱,阿龙只能以超常的勤奋来维持生活。县城发展空间有限,可供选择的职业不多。开的早餐店因疫情关门后,亚伦没有别的办法,只能送外卖,下乡做一顿饭。

像断指一样,在阿龙县的生活时断时续,终究不可能安定下来。在赶到医院缝合拇指后,亚伦无法工作。在赚钱最好的季节,他不得不呆在家里休养。

02

县城是中国农村的终点,城市的起点。枢纽节点上的县城,资源和空间极其有限。所以县里的年轻人很少谈机会和运气,但是为了生计,不得不拼尽全力去冲击头顶的低天花板。

18岁,当班上所有同学都在为高考冲刺的时候,他回到镇上帮父母做棉花生意。那时候他就独立了,质检、议价、卸货、记账、给钱,他什么都干。每次收两万斤棉花,他都会雇一辆大货车,跟着去山东菏泽。买家没付尾款,在小旅馆住了四天,等老板解决了问题。

要不要读书把县城年轻人的路分成了两部分。读书上大学,县城是一个起点,阿龙不读书,县城就是他的全部。早早结婚后,第二年亚伦的孩子出生,生活压力变大。他和妻子决定从一个镇搬到另一个县。

阿龙有三个中学同学,一个在县城开饭店,一个在镇上开小网吧,一个继承家里的婚纱摄影店。网吧和摄影店濒临倒闭,因为网吧正逐渐取代网吧,大影楼在淘汰街头婚纱摄影店。

县城普通青年的发展路径真的很有限。没有足够的资金,阿龙只能做相对低端的生意。他和妻子决定在县城开一家平价女装店。

女装店在县城一所中学附近,这是一个人来人往的繁华都市。两边的前店卖衣服,小县城消费低。这条街没有什么大品牌,基本都是加盟店。他们卖的衣服也是杂牌,几十块钱甚至一百块钱就能买三件。

开店装修是大事。在那段时间里,亚伦和他的妻子非常活跃。他们每天从镇上跑到县城,仔细研究装修风格,亲自挑选装修材料,监督工人施工。一个多月后,一个干净明亮的店面完工了。虽然看起来和旁边的服装店没有太大区别,但亚伦满心欢喜,梦想着这家店可以赚到他人生中的第一桶金。

第二次进货加盟总公司,出了点问题。不仅缺货,价格还翻了一倍。经过半年的努力,来店里的人越来越少。再加上购买成本高,价格超过了县城人的消费水平,没人买。最后倒闭了。

第二次进县城时,阿龙鼓励两个初中生合伙开物流站。当时是2015,县镇的物流、快递行业如雨后春笋。阿龙瞄准了这个方向,说服同学阿艳和阿福加入了市里一家新开的物流公司,在县城设立了物流分站点。

和阿龙一样,阿燕和阿福都是一直在县城谋生的年轻人。三人中,阿燕学历最高,大专毕业,煤矿专业,毕业后在县城一煤矿工作。那些年,随着煤炭降价,矿上越来越不景气。他的月薪从8000降到了3000,但是去矿上的次数并没有减少。婚后孩子出生,一种家庭责任感让他不敢下矿。他怕出事,就辞职回镇上帮父母维护婚纱摄影店。由于生意越来越惨淡,没有退路,他只能选择去县城发展。

高中毕业后,阿福一直在县城转悠,做过装修,装过空调,卖过房子,像个勤快的“猪”一样追着每一个网点跑。

物流站的仓库是租在农贸市场的。是十平米的房子,屋顶五六米高。卸完货,没地方站。大卡车每天晚上七八点从城里开过来。这三个人脱掉衬衫,光着膀子卸下货物,爬上爬下卡车。货物基本都是大件,比如钢材、床板、桶漆等。,每个重几十公斤。卸了一个多小时,他们的裤子都湿透了。

图|阿龙,几个人在卸货。

卸完货的第二天,阿龙骑着电动三轮车载着阿燕和阿福,穿梭在高楼林立的城北开发区,将货物一件件送到客户家中。此时颍上县城即将通高铁,房价一直在涨,均价五六千,最高一万多。作为后勤站,阿龙等人是没有底薪的。他们卖一件商品赚一两美元。每个月月底,三个老板只能赚一两千块钱。

不到三个月,阿福率先走出这里。阿龙理解阿福只有三天的吃苦耐劳的性格,告诉他总部很快就会给他们设立底薪加提成的制度,还要缴纳五险一金。阿福不相信这些,没来上班后也不回复。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联系过阿龙,继续在县里的其他生意上厮混。

第二年,阿龙在县城买了房子,但父亲给了他十几万的首付,他只好自己去赚装修的钱。不久后,阿燕开始动摇,经常因为腰肌劳损不来上班。阿龙的坚持并没有改变什么,一个月也只能赚一两千元。总部承诺的底薪和五险一金一直没有兑现。

图|县城一角

县城物流市场那么大,有好几家大公司进驻,新公司很难有大发展。工地草草结束,阿燕迫不及待地回到煤矿工作,宁愿多挖矿,工资至少会更实在。

阿龙在县城定居的尝试再次被打断。

03

生活把县城的年轻人分成了两波,一波是没读书的普通年轻人,一波是去县城当老师或者公务员。最明显的区别就是,在朋友圈里,有编制的年轻人会晒自己的日常生活,尤其是一些洗澡、打球、旅游的照片。阿龙不是一年发一次朋友圈,现实生活足够他应付。

县城的房子交付后,为了凑足装修款,阿龙从信用卡和一些借贷平台借了七八万元,每个月都有高额利息。为了多赚钱,他开始在快递站点送快递,一个月收入四五千,还了各种贷款,勉强够一家人用。

在县城,一条街就有20多个快递站。阿龙送快递能挣四块钱,还能交社保。就在他以为这份工作可以持续几年的时候,第二年,几个站点为了争夺客户开始了价格战,而且价格越来越低。在他提出辞职之前,商店经理宣布关闭该网站。

图|亚伦在快递现场忙碌

县城的发展空间永远有天花板。每次亚伦想跳,总是被阻止掉下来。无数年轻人的命运,漂浮在县城的这片小小的水域。好在阿龙一直很乐观,有一颗好好生活的心。快递员做不下去,亚伦开始考虑开早餐店。

有了之前开店失败的经验,阿龙为早餐店做了充分的准备。从来不做饭的他去城里学了半个月厨艺,回来后在家练了十天。按照县城人的口味,他准备做包子,一锅包子要放多少油盐,配什么材料。他不断尝试,直到他和他的妻子满意为止。

早餐店需要人勤快。他们三四点就要起床拌面煮粥。当黎明的第一缕阳光照射进来时,客人们将陆续进入商店。在工作中,亚伦和他的妻子穿着白色制服,戴着帽子和透明塑料口罩,这在县城的小餐馆里很少见。阿龙总结了一套口碑经营法则:早上只买最新鲜的蔬菜,沙拉酱和番茄酱都是大品牌,别人买一桶辣酱几十块钱,他买一两百。

生活节奏比较慢的县城人,平时非常注重早餐的质量,味道好的餐厅很快就会被人口口相传。生意越来越好。卖菜的和在附近打工的都来吃,还有人专门从城南开车过来。他们一言不发,用餐巾擦了擦嘴就走了。在阿龙夫妇的经营下,餐厅的月利润已经过万,这在一个人均工资只有2000元左右的县城,已经是非常高的收入了。

良好的势头在2020年初被打断。疫情爆发后,他的早餐店三个月都开不了。同时,他的妻子在此期间怀了二胎。疫情缓解后,餐馆重新开张,但生意不如以前。当妻子的预产期临近时,亚伦意识到商店对他一个人来说太忙了,所以他必须将其转移出去。

早餐店是年轻的亚伦在县城生活的亮点。关店后,生活又回到了飘忽不定的状态。

失业,房贷,然后二胎要养,阿龙不仅下乡做了饭,还在城里送了外卖。他一半时间做饭,一半时间送外卖。他一天送货12小时,能送五六十单。如果一个月发700单,每单5元,如果不能,每单才3、4元。

亚伦像一匹不知疲倦的马,在村庄和县的道路上跑来跑去,不敢喘一口气。“以前有心思和朋友去KTV唱歌,现在完全不想去了。当我自由的时候,我感觉像一只蚂蚁在爬行。”他只有打两份工,同时送外卖,才能维持一家人在县城的生活。

亚伦剁掉手指的那个晚上,舅舅看到自己断掉的手指,吓得哭了。去医院的大巴在乡村公路上飞驰,亚伦拼命地抓着断掉的手指,血不停地渗出,滴在裤子上、座位上、排挡板上。他甚至睡了一个多小时,因为连续工作28天太累了。

几个月后,亚伦仍在家中康复,不能做任何工作。他的手指缠着纱布,胳膊被绷带吊在脖子上。偶尔会带着一岁的女儿下楼去小公园玩。社区里的孩子们正在暴跳如雷。他弯下腰,把垂着的胳膊塞进怀里,把另一只胳膊挡在蹒跚学步的女儿面前。

*原文摘自真实故事策划(ID: zhenshigushi 1)《留在县城的年轻人怎么了》,作者吴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