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设施还要建设多少年?

众所周知,2022年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年。转型的关键是用新的经济发展引擎取代国家支柱产业房地产。我相信这一点已经得到承认。

关键是在这个过渡阶段,在疫情和俄乌危机的影响下,国内经济减速受到了很大的制约,以至于国内房地产行业重启“夜壶”的猜测和言论开始凸显。经济的稳定增长真的依赖于房地产吗?

五一假期前两天,多个国家重要会议发声反对房地产,引发热议。其实仔细看看全国会议上对房地产板块的描述就能明白,这本质上是一种“既要又要”的套路。

居民有必要加杠杆买房,刺激地方经济;

还要保持房价稳定,不能暴跌暴涨;

必须继续“房地产去金融化”,即不希望地方政府再依赖“土地财政”,而是一心降低中国经济环境下地方政府、房企、居民的债务杠杆;

总的来说,居民买房要加杠杆,全国范围内数据指标要降杠杆。

房地产本身就是一个资金密集型的负债驱动的行业,钱是房地产行业流动的血液。金融杠杆对房地产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过去几十年,房地产行业也经历过产能过剩的危机,应对的办法通常是多加水,多加水。

但现在不像过去,现在最严重的问题不是“水”有多少,而是“面”没了。

即使顶层想给房地产放水,效果也不如过去,所以有人担心,比如怕保房地产,保不了汇率,房地产就虚了。其实根本没必要。支持楼市是没错,但是刺激效果非常有限。最根本的原因是需求端的基本面已经崩溃。

不要说今年有654.38+00多万大学生流入社会。如果只是需要人口多,就问就业和收入有保障吗?工作难找,一个企业动不动疫情就死,失业人数还在增加,人们怎么敢拿出30年的房贷?对未来的收入没有信心,口粮保障也不容易做到。买房人期望什么?

所以靠低息放水刺激居民加杠杆重启房地产是一个死循环。最高层比谁都清楚这一点。

这也是国家在顶层重磅会议中表示既有必要又有必要的原因,因为国内经济增长的核心已经不再是依靠房地产,国家对房地产行业的态度是抓紧不倒不拖后腿。

国内经济的核心是在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上发力。

那么这个新引擎到底是什么?

先说中国国内经济结构的现状和未来转型的方向。

改革开放前,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1978左右,约6900万人在工业领域,4900万人在服务业(供销社),其余全部在农业。

改革开放后,由于大工业工厂生意兴隆,需要大量人力,国家逐步放开了农民的流动,工业虹吸农村人口的大潮正式开始。

然后就是各种工厂建生产,基础设施改造城市,土地建高楼。

放眼全国,到处都是大型建筑工地。那时候农民进城,要么在工厂当工人,要么在工地当工人。那时候的中国都是盖房子建工厂,没有互联网之类的科技企业,有的是各种在建工程的代工和搬砖工地。

当时中国需要挣钱搞基建,有了基建才能增加招商引资。

资本需要依托基础设施搭建的平台进行生产建设和流通销售。只有有了基础设施,我们才能吸引外资,赚取外汇,购买设备和技术,继续工业化。

但是历史的发展阶段就在那里。那时候中国很穷,我们需要赚钱。中国结合自身人口优势,将自己定位为生产国。以前中国的原材料来源于国外,资金技术在国外,消费需求也在国外。中国只负责加工。

要加工,需要有更新的基础设施(基本建设)和受过教育的劳动力(劳动力素质需要跟上)。只有满足这两个要求,中国才有世界工厂的基因。

换句话说,基础设施建设是国家工业化发展的平台,必须适度超前才能促进工业发展。

所以当时中国的重点工作完全是以建设和发展为中心的。说白了,就是一边招商引资,一边赚钱搞基础设施建设。

对外,努力出口创汇。

对内,重税用于建设基础设施。

出口赚的外汇主要花在购买国外原材料和技术设备上,那么花在国内基础设施建设上的钱呢?只靠家政劳动赚血汗钱是不够的。国家的唯一出路是向国外借款,挖掘国内剩余价值。

发债就是增加财政赤字,发行专项债券,这是国家层面的事情。

对内挖掘剩余价值是积累原始资本,和欧美很多国家通过从国外掠夺殖民财富实现工业化的方式不一样。

我们的第一步是剪农民的羊毛,也就是低价(价格低于价值)买农产品,高价(价格高于价值)卖工业品。第二步,靠重税做项目,但重税总会影响招商引资。那么,只有基础设施建设之后,国内的支柱产业税,也就是房地产业带动的上下游产业链税,才会逐渐演变为农民的“城市税”。

中国之所以是基建狂热者,最主要的原因是以国内的房地产行业为载体,透支了整个国家未来的财富,把成员都赶向基建项目。有了会员,基础设施进一步开始井喷,带动国内工业经济腾飞。

在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房地产业担当了印钞机的角色。大量信贷资金流入土地市场,进入地方政府预算,然后一步步流向市场。才建立起国家工业化发展的基本框架。

在过去的驱动型经济发展模式中,逐渐形成了这样一个以土地和房地产为中心的闭环。

政府依靠土地财政+土地抵押融资启动基建,反哺房地产业,带动制造业发展。

当地政府依靠“基础设施”来提升公基、市政绿化、公园水利等方面的价值。,从而抬高地价和房价,然后开发商融资开发,钱以土地出让金的形式流向政府财政,最后用于偿还“基础设施”的地方债务。

这就是房地产+基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老模式。可以说,大型基建是过去几年中国发展的核心动力。

这个闭环有自己的bug,在经济发展的持续循环中不断推高地方政府债务、企业债务、家庭债务,提前透支国家财富。

因为财富被透支,国民消费受到严重抑制和挤压。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一切符合发展”,国内的GDP大部分是靠投资和建设拉动的,也就是基础设施建设+房子建设+投资和工厂建设。居民收入很大一部分去了房子,一部分去了循环经济(或者投资工厂等。),所以手里可供消费的很少。

最终导致国民经济发展结构失衡,投资比重过高,消费比重过低。

这与一些发达国家整个经济中投资和消费的比例相差很大,大约是3:7。

所以我们国内经济转型升级的方向,以及最终的目标,就是提高消费在经济发展结构中的比重,这就要求城市化(生活服务)的进程大于工业化(投资建厂)。

这就要求服务于生活质量的基础设施要扩大,比如医疗、教育、水利、文化、体育、环保等等。

在中国的基础设施领域,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这些确实是我们的短板。过去我们倾向于投资交通、通信工程、能源工程等。,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而对社会服务基础设施重视不够。

但这又产生了另一个矛盾,即社会化基础设施产生的经济效益很低,对就业和产业链发展的推动作用有限。比如建图书馆、博物馆,肯定不会建机场,高铁等设施回报高,对经济增长贡献大。

没有经济增长和收入保障,如何提高居民收入,增加消费比重?

当然,近年来我国一直在通过减税降费来提高居民收入,但由于国家整体的税收模式和大政府的模式,特别是项目重税的模式,提高居民收入的空间有限,方式单一。

居民的收入困境还得从根源上解决,这个我们后面再说。

中国工业化升级的进程还在路上。与世界工业强国相比,与工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相比,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不是我说的,是我今年3月在国内经济日报上说的。

尤其是制造业,中国制造虽然摆脱了“低质”“廉价”的标签,摒弃了以往以牺牲环境和自然资源为代价的粗放型生产模式,但离科技、高端、文化符号、创新等领域还很远。截至目前,中国制造业与东南亚低端产能仍有较高重合度,与日韩等发达经济体工业部门重合度较低。

从品类上来说,中国的制造业品类已经很全了,但是从质量上来说,我们还有很多不足和弱点。

就像经济日报在《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从哪里来?“中国制造业不能把房子盖在别人的地基上,工业经济的发展安全要掌握在自己手里。”

这句话明确指出了中国工业的核心基础——中国制造业的基础尚未巩固,核心技术、长期规模资金、关键零部件、基础原材料、能源都在依赖海外。

这些都需要钱和资本。就算现在能买到这些,我们也永远是“把房子建在别人的地基上”。如果我们建立了一个大的利润,别人会拿走,没有任何安全可言。贸易冲突的时候,人家会跟你打,直接给你抬地基。你能和谁争论?

如果你想发展自己的创新,你需要更多的钱。特别是从R&D到上市需要一定的试错,也需要大量的歼灭战资金。

归根结底,推动工业化不断升级所需的资金从哪里来?

房地产行业持续拉动?让旧的经济周期模式(土地财政带动基建助推房地产,反哺财政)继续下去,继续透支居民债务?

我们先来看内需端的基本盘:

中国人口老龄化已经开始,楼市产能过剩,人均居住面积超过50%,居民负债超过62%,地方政府债务高企,国内经济空无现实...

我不会玩!

房地产作为国内经济发展引擎的旧模式肯定是不可持续的,这意味着房地产行业需要一步步卸下刺激经济增长的包袱,在软着陆的同时光荣退休。

房地产行业的“印钞机”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

然而,中国的工业化还远未完成,产业结构需要升级。

最直接的证明就是中国的基础设施存量居世界第一,但人均水平和设施质量与发达国家仍有明显差距。

2018年末,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317万公里,比1949增长了5倍。高铁运营里程约占世界高铁里程的三分之二,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

此外,中国港口拥有约24,000个生产码头泊位。在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十的港口中,中国港占据了七席。

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南水北调、能源通道等建设。日益畅通,港珠澳大桥、洋山港相继建成,交通结构日趋完善,京沪高铁、沪昆高铁相继通车,环京工业园、科技创新园、物流园区、冷链建设遍地开花...

有人说,中国的基础设施一年也建不起来,因为没有太多空间。

其实这是一个误区。我们来看看中国的基础设施和发达国家的对比。

《全球竞争力报告2019》中的数据显示,中国的铁路密度为137.1 km/万平方公里,远低于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的246749,应该是696,德国高达957(单位:km/万平方公里)。

在城市轨道交通方面,中国的轨道交通里程居世界第一,人均高于美国,但低于日本、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等国家。机场方面,中国的公共机场只有235个,占美国的62%。在科技领域,中国的R&D投资总额是美国的1/2,人均科研数量远低于美日,科研基础设施匮乏。在教育领域,我国高校数量和质量低于美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低,主要是学校建设有待加强。在文化领域,中国的博物馆和公共图书馆数量分别是美国的18%和35%。在体育领域,我国人均体育场馆用地不足2块,远低于美国(16)和日本(19)。

从内部结构看,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是巨大的。比如城市用水率99%,而农村只有84%。

也就是说大型基础设施(交通、水利、城市基础设施、农村基础设施等。,主要基础设施就是我们所说的旧基础设施):

总量够,人均不够。

城市足够多,但农村不够;

数量足够,但质量不够。

经济发展的框架,基础平台质量不达标,里面唱的戏怎么升级有创意?

所以基础设施还是要搞,质量还是要提高,但是资金来源的问题还是要解决,房地产-土地财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下一阶段的关键是解决资金来源问题。

有人说地方政府和居民没钱,有税。

房地产行业还在收缩资产负债,也就是房地产在瘦身。能卖的业务板块都在卖,卖了之后债务很快就还上了。以前房企靠债务融资,债务断掉了。只剩一点本金了。哪里有钱去开发建设高周转的土地?

没有了房地产行业的流通,所涉及的上下游经济链条放缓,经济繁荣消退,土地财政和重税的基础消失。

也就是说,国家税基也将大幅缩减。

指望中小企业、制造业、服务业收税?疫情、美联储加息缩表、俄乌危机引发的大宗商品冲击,决定了未来一段时期的税收不会很理想。

不要期待新的税改。税收模式的改变会牵一发而动全身,直接涉及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在经济压力阶段,税制结构不能动。

钱从哪里来?

当然是财政支出和专项发债。

除了上述资金来源,还有REITS、盘活现有基础设施、碳减排工具、股票注册制、养老金制度等等。

一般来说,是国家增加赤字并为此买单,还有长期投资资金对市场的干预。

这里又有问题了。国家可以在短时间内赚钱,增加赤字是有限度的。还有所谓的股票注册制,养老金制度,只需要推广几年。远水不能止渴,只能依靠碳减排工具等货币手段。那不是完全靠社会企业自己扩张,然后改善经济结构吗?这个也不靠谱。

还是要开源。

如何开源?

旧的基础设施搭建的平台,孕育的产业链,已经到了升级换代的地步。要开源,自然要建立新的货架,孕育新的产业链。

众所周知,国家推进工业化的前提是需要国家先搭建一个平台(基础设施),再加上各种财税政策、金融政策、产业政策,然后才会培育相应的制造业或者生活服务业。

新的产业链带来了新的经济循环模式,提供了就业,增加了居民收入,但也为国家提供了巨大的税基。

现在老的基建还在路上,新的基建设施需求已经到来,因为中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产业链要进入世界中高端,这就需要国家迅速搭建新的唱戏平台,为新产业的孕育提供基础设施。

这就像18世纪的蒸汽时代,进入19世纪的电气时代,所以新的电网管道将取代旧的蒸汽管道。20世纪将进入信息和互联网时代,网络管道和城市更新将提前启动。然后信息技术革命爆发,红利被吃掉之后,就到了人工智能时代。还是要先建设好基础设施,搭好架子,成为信息智能社会的芯片。

所以,基建无望?

还是那句话,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大规模基建才是拉动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房地产只是中国工业化第一阶段伴随城市化(基础设施)而产生的重点产业之一(还有制造业、服务业等。).

参考过去的历史,1929大萧条时期,罗斯福推出了著名的“罗斯福新政”,其中最重要的政策就是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增加了就业和人民收入,也为后来的美国经济转型和大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和1998亚洲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发行特别国债加强基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国推出4万亿计划,都是靠大型基建拉动的一样。现在来看当时的大改革、大建设,不仅大大降低了运输成本,增强了中国制造的全球竞争力,释放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

搭建平台的第一步是国家主导和发债,这已经成为事实。自2022年初以来,40多天已有8000个项目登台,投资5万亿元,主要是金融负债,新增基建项目占绝大多数。

道路已经畅通了,对吗?我们已经来到了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的时代。

第一步是借钱建设新的基础设施,刺激就业,保证居民收入。

第二步,指出这些基础设施孕育了能源、数字科技、电子信息等新产业,新的税基,再加上后来的税制改革,形成新的经济循环模式。

开源做好了吗?

所以重头戏是押宝新基建,解决我们国内经济困难的突破口也在新基建上。

旧的基础设施需要弥补短板,但新的基础设施是开源的关键。

旧的基础设施,主要是“铁公基”,如机场,铁路和公路,是针对人流和物流,依靠传统能源。

旧基础设施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可以简单概括为以房地产业为核心的“债务驱动-卖地扩张”发展模式。通过促进地区间的密切交流,加速城市化进程,加速土地升值,加速人、财、物等资源聚集,然后通过卖地、卖房收回当地老旧基础设施的债务。

说白了就是老基建和房地产行业合作,把从老百姓身上虹吸出来的财富投入到城镇化当中。人民创造的钱大部分变成了城市里的钢筋水泥。

因此,旧的基础设施模式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同时,不仅推高了地方政府、开发商和居民的债务,还让居民背负沉重的房贷,容易导致产能过剩、资源浪费和众多“鬼城”。

新基础设施主要指5G、大数据、云计算、UHV、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智慧城市等建设。没有人口红利和城市化进程衍生出来的房地产做印钞机,人流和货流也聚集起来了。新的基础设施需要做的是升级,表现为信息流和资金流的汇集。

相对于人流而言,物流集聚的城市化、新基础设施的信息流以及资金流集聚培育的高端金融业、数字技术、新能源才是未来的亮点。

比如基于互联网和物联网的金融支付工具,旨在方便资金跨区域流动;例如,UHV、西数东方计算等。,我国西部地区煤炭、光能、水电、风能、土地等资源丰富,而东部地区土地资源匮乏,对电力和计算机计算能力要求较高。在西部建设UHV、智能电网、数据中心等硬件设施,满足东部能源和计算能力的使用需求,既能促进西部就业,又能促进东部发展,保护生态环境。

因此,新基础设施下的经济循环模式是区域间资源的协调发展,提高使用效率,孕育新的科技智能产业,带动经济增长。

在这里,未来经济发展的路径是非常清晰的。

所以,没有搞不了基建的经济体,但是经济体要发展必须先搞基建,尤其是当我们处在这个经济结构的关键转折时期。为新的基础设施增加更多的资金比填补旧基础设施的缺口更重要。

但在转型过程中,疫情的反复和俄乌危机的影响,让我们在大力搞新基建的同时,也不得不稳住老基建和房地产。还要通过老基础设施的建设,促进房地产项目的溢价和平稳过渡。